| 嘉宾问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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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06-18 10:21 |
焦大伟：请问曾总：您的人生哲学是什么，对您的事业发展有什么影响。
曾宪友：一个人肯定有低谷的时候，这时你该感到，这是黎明前的黑暗。这个理念，对我们一生的影响特别重大。我们做企业，智商大家都差不多，拼啥呀，拼的是毅力，拼悟性。中国最有钱的地方首推浙江，富豪排行榜前50名里大概有14名。那么浙江最有钱的人又是怎样的知识结构呢？他们之中80%都是初中以下文化，100%都没有远大理想，那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最有钱的人呢？毅力。中国人到马来西亚、东南亚都成为富豪。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前10位富翁都是中国人，印尼的富翁也是中国人居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到国外后，离开了祖国母亲，这个压力特别大，不奋斗是没有出路的。那么对于我的影响呢？我是1982年开始办企业，在哈尔滨时曾经非常艰难。到94年的时候，中央有个5号文件，不准机关办企业。如果你再干，那就开除公职。当时我说，如果我现在停下来，那就是失败的句号；如果继续往前走，那就是逗号，说不定什么时候来个句号。所以我坚定不移的走下来了，最后以“成功”画了句号。谢谢。
焦大伟：在一些人的眼里，贵公司是一个家族企业，您认为人情关系会制约企业的发展吗？您刚才讲企业靠制度生存。那么，对人情关系，比如公司的中高层干部与制度发生冲突时，您如何处理？同时，这位同志还说，您讲的真好，祝您的公司前程似锦。
曾宪友：谢谢。我感觉家族制一直是困扰着全球企业的一个难题。实际上目前在中国来说，不便于打破家族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从农业社会直接过渡到信息或知识经济时代，中国现在最缺的是什么呢？信用。这种东西需要积累。在信用缺失的这么一个社会里，血缘就成为了一个信用点，血缘就变成了一种信用体系。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不应该说打破家族制，不现实。应该是淡化家族制。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由省工商局批准为集团，我把原来的5个股东升至为13个股东。股东结构已经改变了，慢慢淡化家族制，把其他的员工吸引到企业来，把自己家族的人慢慢地做为专业的董事或监事，使经营权和所有权逐步的分离。这有什么好处呢？因为，家族制太浓重了，不在于这个家族制有没有战斗力，不在于家族制能不能让企业站起来，在于别的人不好往里融和，所以家族制最大的障碍就是影响了别人的进来！在我的企业里面，用少量的家人，多数的外人，给别人提供一个氛围，提供一个融和进来、参与到企业发展中来的氛围。因而，我感觉比较适合中国国情的，是淡化家族制。有条件的取消家族制，没有条件的也不要强求取消家族制，因为亲情也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信任。谢谢。
焦大伟：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都很关注“三农”问题，请问严总，华夏公司作为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在服务三农方面，您有什么想法？再有，请问在今年葡萄酒收购季节您如何让利于民，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带个好头？
严升杰：应该说葡萄酒行业离不开农业，葡萄酿酒企业本身就是在农业基础上的加工企业。我是农民的加工者，所以农民的利益是我应该长期考虑的。比如说，在过去，农民没有认识的时候，我曾经从国外花一个美元买一株葡萄苗，给农民种。连续三年给他补贴，给他支持。我认为首先要扶持农民才有企业的发展。也正是这样也才有了华夏的今天。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现在，我也在引导农民把眼光放大、放远，不但要放在河北省，更要放在全国、全世界。随着关税的降低，我们要参加国际市场的竞争，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经营能力，提高竞争意识。农民只有跟上企业的发展，企业才能跟上国际的竞争，这是一条线，谁也离不了谁。现在，我们要求农民要跟上国际形势的发展。比如，国际上要求葡萄酒的质量，要求葡萄的糖度，品种也应该跟上。我有了相应的葡萄，然后才有能力生产相应的产品，才有能力在国际上竞争，把企业做大、做强。这就是说，我们要有同样的危机感，发展葡萄产业，也要走向国际化。这是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们在引导农民的同时，还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现在我们采取“华夏葡园”的管理模式，就是统一规划，统一管理，如施肥打药，统一采收，统一收购，统一按葡萄的质量和含糖量进行收购。这已经执行四、五年了，从现在看，农民积极性比较高，愿意这样做。我们实行的是以质论价，我们对葡萄的收购价格，比现在市场价格提高了30%。所以，有了好的葡萄我们才能有好的产品。随着企业的发展，葡萄的质量也要提高，也要做到多品种、高产化、高质量。现在我们已经引进了七、八个新品种。目前，正在推广“西拉”这个品种，已经开始在汀泗涧村、两山乡种植，下步再进一步推广新的品种。我觉得只有这么做，才叫自觉发展的农业。
关于今年收购葡萄的情况，仍然执行以品种定基价，以糖度，也就是质量论价，糖度高的，质量好的要加价，鼓励农民种好葡萄。我们只有收好葡萄，企业才能做好酒，才能更好地参加国际竞争，企业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焦大伟：请问任总，和老牌资本主义相比，现在我们中国人在哪些方面有差距？我觉得不应叫差距，应该是说有差别，有什么不同，请任总回答这个问题。
任京：这个问题，不要说个人了，因为生活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但从国家的发展来讲，我想，大家都读过马克思的书，马克思呢，在他的《资本论》里非常明确的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虽然他本人没有经过这些实践，但是他的理论应该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整个历史过程，包括我们国家的发展和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起来，我们中国缺乏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而这个时期是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特征的这么一个发展时期。马克思在他的理论当中有重要的两点，一点他就讲，历史发展的进程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进程，从他的理论开始到今天，还没有哪个国家接近共产主义，还没有，还差得很远；再有一点就是说，共产主义首先最有可能发生在那些发达的国家。就决定了，如果你的国家不发达，经济落后，就不可能实现人类的这个非常美好的目标。所以中国，就是缺乏一个非常完整的工业化进程，缺乏一个长期的城市化的进程。这一点，我们中国正在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这种形式，把我们整个发展进程所缺乏的部分，在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剔除糟粕的前提下，在弥补这些，弥补这一过程。我想，这个过程，也是我们现在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的证明。苏联也进行了改革，但是他不成功，因为什么呢？他把这个本末倒置，他没有从经济入手，而是从上层建筑，从政治改革进行。而我们中国呢，循序渐进的在完成。我相信，我们的国家，通过对这一段社会发展历程的补充、调整，应该在不久的将来，应该能赶上，不仅能赶上，而且能超过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
焦大伟：刚才任总主要是从社会层面说了一下区别，我感觉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区别，主要还是在文化方面，中国人受儒家思想影响这么多年，讲的是温良恭俭让，可能缺乏西方人那种冒险精神，开拓意识，竞争意识。那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这些差别（应该说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精髓），将会逐渐淡化，世界可能就朝着大一统的方向发展。
焦大伟：下面这个问题很敏感，是问张总的。您从开发区来，请问，昌黎开发区办得怎么样，您对国家治理整顿开发区有什么看法？
张株华：我这个药厂就在昌黎县开发区，我的感受最深。至于开发区办得怎么样，从各个方面来说是不错的。但是一些配套，还是不够的。首先从开发区各个厂前的管理来看，现在存在一些混乱。开发区内有些企业从来没有人经营，晚上灯都不亮。应该对各个企业有个要求，晚上亮灯到几点。还有企业门前的卫生，咱们开发区都是铁艺墙，看着不错，但是，许多都生锈了，没人管。给人一种暮气沉沉的感觉。这些小的细微环节，希望开发区的领导注意并着手治理。
焦大伟：您指的是开发区的企业没有开发区的意识？
张株华：另外从配套上，开发区企业，办任何事都要到城里来，很不方便。开发区应该有一个行政中心，办各种手续，包括昌黎县的行政中心，将来也可以考虑到开发区。我是迁安人，离这儿很近。迁安的行政管理中心就在工业开发区附近，离县城大概七、八公里。咱们这到海边搞行政中心，可以说是比较居中的，对昌黎县来说，是比较居中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看法，国家治理整顿开发区还是正确的，但是他指的是全国，不单单指的是咱们一个地区。咱们昌黎县开发区所占的地理位置，我看都是荒废地、盐碱地，开发了是对咱们昌黎县有好处，因为他不占用耕地，又不是基本农田。对于昌黎的领导来说，头脑要冷静，一定要采取一切办法，把开发区办好。谢谢大家。
焦大伟：张总的观点也代表了广大投资者的心声，国家的治理整顿政策还要执行，但是治理整顿本身也蕴含商机，这也在考验我们投资者和地方主政者的智慧。
焦大伟：下面这个问题深奥一点，这个问题是问刘教授：环渤海经济区是个经济圈吗？如果是，其特征是什么，对昌黎有哪些带动作用？
刘艳红：我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呢，环渤海经济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功能性经济区。这是我的观点。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而言，一个经济区域他所包括的地区应该具有同质性，也就是说在经济上有密切的相关性，协调运转有整体性，还有相互交叉的渗透性，这是一个功能经济区域的主要的特征。我们说一个经济区域它可以划分为同质区和功能区，刚才我们说的是功能区。而环渤海地区呢，是我国“95计划”期间提出并规划的七大经济区之一，那么它的提出，应该是从政府的意愿和政府的政策定向的角度而提出的一个计划区域。这个区域，目前来看，由于它的范围较广，环渤海经济圈包括京、津、冀、辽、鲁等两市三省这个广大地区，它的特征就是说，它的整个城市的分布范围较广，而且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一定的“大而全、小而全”这样的产业体系结构（一般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产业体系结构），所以产业区域之间、城市之间的同构性比较大，而差异性和互补性相对较弱。因而它整个区域的地区之间的联系相对就官方而言，都不是很情愿，也就是说力度不大，联系不是很紧密，所以我认为，环渤海经济圈目前还仅仅是学界比较关注的、概念性的经济区，还没有像珠三角、长三角那样，形成实质性的经济区。这是我的观点。但是我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重心的转移，环渤海经济圈有可能继珠三角、长三角快速发展以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我们从增长型的角度上来说，而且它有可能成为拉动中国北方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是我个人的认为。从什么角度提出这个想法呢，我觉得首先环渤海经济圈所处的地带比较好。它正好处在中国沿海开放这么一个地带，同时，还处在东北亚经济圈的中心。因此，我觉得它的发展潜力是非常大的。另外从投资回报递减规律这个角度来看，现在中国的投资逐渐开始向北方转移，再加上我们国家现在重视东北老工业区的开发，整个环渤海地区，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发展空间和潜力的。
对于我们昌黎县发展的带动作用，我想谈一点个人的想法，仅供参考。我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环渤海经济圈其实形成了三个子区域。刚才任总也谈到了，一个是京津唐这个子区域，二是以辽东半岛与沈阳、大连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辽东南地区子区域，三是以青岛为中心的山东半岛子区域。三个子区域。昌黎座落在京津唐这个区域的边缘，核心的边缘。我一直在考虑这么一个问题，昌黎非常好，资源太丰富了，秦皇岛也非常好，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呢？有的说是人的因素，有的说是制度的因素，很多的因素都存在，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因素，从区域发展角度上，其实昌黎所处的区域，我个人说，它是一个很尴尬的区域，它距三个核心，北京、天津，还有青岛，大连、沈阳都较远，都不算很近。因此，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我认为，在短期内由核心向外缘辐射，核心产业向边缘转移的话，短期内对昌黎县发展的带动作用不会很强，因为我们接受他们的辐射相对比较弱。这是我一家的观点。但是环渤海经济圈，它是一个以渤海为中心的半圆形，那就决定了，我们昌黎虽然离核心不是很近，但是我们又与三个核心从直线距离上都不是很远。我们离北京，离青岛，离沈阳、大连，从直线距离上又都不远。我觉得如果仅仅等待别人带动你，等待别人的产业转移到你这里来，掌握不了主动权。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把我们昌黎区位的尴尬情况转化为一种优势，也就是说，在环渤海经济圈真正形成一个有实力的经济区的整个过程中，我觉得还需要几年的时间，还需要一段时间。期间，我们找一个突破口，找一个产业，或者说找我们的比较优势，形成我们的特色。刚才讲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生态旅游”基地这么一个概念。昌黎县虽然工业基础相对比较薄弱，是农业大县，而且我们政府提出来的“八大产业”，相对来说都是绿色产业，没有污染，应该说我们政府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把这些产业带连起来，形成一个核心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们昌黎首先应该做的：要变被动等待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等待产业转移，为主动找准突破口，壮大优势产业，抓住机遇，随着环渤海经济圈的发展而更快发展。把北京、天津、沈阳、大连、唐山等大中城市的居民，吸引到昌黎来，体验我们的酒文化，体验我们的田园风采。这一点，刚才曾总说过，我们中国从农业社会直接跨过工业时代步入信息社会，这对我们昌黎这样的农业大县，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则是非常好的机遇。因为我们可以让更多的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那些刚从农业社会到达信息社会的人，工作的压力非常大，他受不了怎么办？他需要释放，释放怎么办？他要重新回到田园。因此我觉得，如果我们昌黎能够做好这篇文章，把昌黎建成一个生态旅游景区，应该是一个主动适应环渤海经济区形成和发展趋势，变被动为主动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谢谢大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