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关于昌黎的两篇重要文稿（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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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6-25 10:40 文章来源：文字撰写/张玉万 图片提供/昌黎县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
| 文章类型：原创 内容分类：新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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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八册选录 党内通信［1］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
（一）
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来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如果你们同意，请将此信及附件［2］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根据手稿刊印
（二）
即送刘、邓、震林［3］阅，尚昆［4］用电报发去。发后再送周、陈、林、朱［5］阅。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１］本篇（一）是毛泽东为转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三日关于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和问题的报告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一封信，题目是毛泽东拟的。王绍飞的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干部和群众都投入了生产运动。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但很大一部分群众对体制的变化不很关心，干劲不大。其原因是：（一）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对一九五九年的分配产生怀疑，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二）生产指标问题。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三）粮食问题。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四）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利益的兼顾问题。所谓大集体和小自由集体利益的兼顾问题，即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权限问题。目前公社和管理区的关系已基本解决，但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影响着生产队的积极性。
［２］ 即王绍飞的报告。
［３］ 刘，指刘少奇。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震林，即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
［４］ 尚昆，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５］ 周，指周恩来。陈，指陈云，林，指林彪，当时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朱，指朱德。
在已公开出版的毛泽东各类著作、文稿中，以《党内通信》名称拟题的共有六篇，撰写于1959年3月至5月。它是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已出现严重“左”倾错误、毛泽东党中央努力纠正已觉得到的“左”倾错误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信中关于反对平均主义、反对“共产风”、努力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以及在工作作风方面提倡讲真话、坚持群众路线等等内容，对于当时纠正左倾错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中5月2日毛泽东关于昌黎的《党内通信》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八册。
（一）
1958年下半年特别是8月北戴河会议以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一平二调三收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及企图完全消灭私有制等错误做法，直接损害广大农民群众的个人利益，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加上大炼钢铁造成农业劳动力的严重浪费，使国民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损伤。在社会生活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脱离实际地办起一些不必要的幼儿园、幸福院及男女分居，引起各方面严重的不满情绪。更直接和明显的后果是：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穷富拉平造成对农民积极性的严重挫伤，因浮夸风出现的高产卫星而造成的高估产、及由此而实行的高征购，使国家挖走农村太多的粮食，“吃饭不要钱”造成的粮食浪费，这些综合因素很快就使一些农村出现粮食恐慌局面。
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者，他对大跃进的热烈场面和人民公社化的迅速实现是欣慰的、赞许的。但也隐约感觉到存在不少问题。为了了解和发现问题，探讨和解决问题，他通过各种方式开展调查研究，果然发现存在一系列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须尽早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他认为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健康发展。于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8年11月起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划清两种界限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人民公社必须重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能否定按劳分配和价值法则的作用。并决定对人民公社进行整顿。但在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划清两种界限、遏制急于过渡的做法后，农村的形势并未像人们预料的那样很快好起来，而且至1959年春，全国闹粮食风潮，粮、油、菜不足的情况令人担忧。尤其是各地普遍出现瞒产，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毛泽东深感困惑，苦苦思索。发现这种瞒产的深层次原因是所有制问题，因生产队没有所有权，他们怕公社拿走他们的粮食，于是普遍瞒产私分。毛泽东透过瞒产现象抓住了所有制这个本质问题，于是决定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毛泽东的《党内通信）就是在全党开始纠左、特别是在1959年2月底3月初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提出改变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以克服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和应承认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等历史背景下撰写的。它们既是纠左的产物，又是对纠左起了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的文稿。
（二）
1959年5月2日写的《通信》比较简短，是写给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的，信的本身内容不多，主要是批转一个报告。1959年4月13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作了一个关于河北昌黎县最近公社的工作情况和问题的报告。报告说，目前农村正大搞春耕播种，干部和群众都投入了生产运动。体制改变后，出勤率提高了，但很大一部分群众对体制的变化不很关心，干劲不大。其原因：第一是分配问题。公社化以来分给群众的钱很少，群众对1959年的分配产生怀疑，害怕秋后不按劳分配。第二是生产指标问题。上面分配的产量指标离实际太远。基层干部和群众认为这是空想和吹牛，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第三是粮食问题。目前粮食比较紧张，不少出卖余粮的地方，一日三餐稀饭，难以支持劳动。第四是公社、管理区和生产队的权限问题。目前公社和管理区的关系已基本解决，但管理区的手伸得过长，抓得太死，影响了生产队的积极性。可见这个报告所反映的问题，是一些带普遍性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如公社体制问题、按劳分配问题、粮食问题等，并试图寻求解决办法。毛泽东以这篇《通信》批转了这个报告，强调昌黎县的这些情况“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他要求将他的信和王绍飞的报告发给各级党委，一直发到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可见毛泽东这篇《通信》总的目的仍丝毫未离开要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农民积极性这个当时最重要的话题。
（三）
这篇《党内通信》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努力纠正大跃进中的“左”倾错误期间撰写和发出的，对于纠正当时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产生了广泛影响，发挥了较大作用。
一是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特别是所有制及其基本核算单位的“后退”，解决了在当时情况下所能允许的农民群众最直接关心的最大问题。毛泽东的威望及在信上所表示决心的坚定，使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基本上得到贯彻落实，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的“共产风”得到有力遏制。以生产队（这时实际上是指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相对于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所有制来说，更适合群众的要求。在这同时，辅之以确定生产小队的部分所有制，也即承认生产小队在耕牛、劳力、土地等方面的权力，这就更“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迫切要求”，特别是为后来逐步确定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奠定了重要基础。所有这些，总的来说都对此前严重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一大二公”的“左”倾错误有所纠正，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二是这篇《通信》体现了一个基本立场：关心群众，相信群众，走群众践线。
三是在工作作风上，批评讲假话，提倡和鼓励讲真话。1958年大跃进以来，大量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产量，实际上就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讲假话的结果，甚至是层层加压力的结果，省压县，县压公社，公社压生产大队。报粮食产量一个比一个报得高，谁先报谁挨批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结果假话成风，害了国家，害了人民，又严重损害了党的威信。毛泽东对这种讲假话、浮夸风很不满意。在浮夸风盛行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提倡讲真话、不讲假话的工作作风，在当时十分难能可贵。
将这篇《通信》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可见其纠左作用和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充分体现了从实际出发这一基本思想原则。这篇《通信》中的思想认识有其本身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
